前不久,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从各自学校的毕业典礼现场,赶到了湖北武汉的东湖宾馆。在这里,数十位来自中部地区的高校校长、教育厅厅长、企业董事长齐聚一堂,共同参加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咨询会(中部地区)。
在人工智能带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的变革面临着新的命题。要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评价指挥棒”如何调整?教育如何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中部地区教育格局如何完善?在这场会上,教育领域专家给出了“关键词”。
“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重在营造好的环境。”在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看来,这是目前最困难、最急迫的问题。
基础研究具有耗时长、风险高的特点。“基础学科要靠‘养’,需要长期培育与坚持方可见成效”,需要国家和高校持续的经费投入,提高基础学科人才的激励强度。张平文认为,在政策上要对基础学科人才更加包容信任,建立长周期考核乃至不考核的机制,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允许研究人员有更长时间、更大空间去试错和容错。
面对培养国家战略急需人才等问题,张平文呼吁,在人才评定和资助方面,应该对学历颁发高校做到一视同仁,不分国内国外,尽快制定统一标准。
今年全国两会,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高校要根据培养目标进行分类施策,逐渐完备评价导向”的建议。
尤政持续关注着这一问题。在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咨询会上,尤政认为中部地区的科教资源丰富,仅湖北就有上百所不一样的层次的高校,学科门类分布也非常全,部分学科建设成为国内国际都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原”。但受人才教育培训模式、科研资源分配等因素的影响,湖北仍缺乏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峰”。
为解决这一问题,尤政认为,在科学教育层面,高水平大学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锚定1-2个国家战略方向攻坚,从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向该干什么、要干什么转变。此外,要引导区域内高校面向区域经济社会,结合自己定位所长,集中优势力量主攻1-2个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发挥出有组织科研的效果;在工程教育层面,制定更加有助于产教融合的考核评价指标等措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明,10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
在致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基础研究突破的大背景下,如何破局,怎么样回答“钱学森之问”?校长们给出了相似的关键词:完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在会议上,尤政建议,加快构建高校人才培养融合创新模式,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完善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
教育的发展对促进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湖南大学党委书记邓卫谈到,高校在人才教育培训上仍存在“知识孤岛”“实习实践远离现场”等问题,从专业结构、课程教学体系到教材体系、教育学生的方式、评价机制等方面均滞后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其中,前端与终端“脱节”的现象尤为明显:一边是知识生产和人才教育培训前端的高校,一边是技术创新主体、人才使用终端的企业。邓卫发现,两端“离得太远”,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等环节出现断链、脱节、错位的现象。
他建议,针对企业与高校核心诉求、评价导向不同等问题,加强完善激励双方协同开展人才培养的政策机制,打通企业和高校之间的信息、人才和资源循环,推动构建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协同体。
不少高校校长和企业一把手对此都提出了同样的困惑。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新强认为,当前部分企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从寻找创新方向来看,离行业、市场更近的企业更能摸准市场“脉搏”。
但让他苦恼的是,不少地方将绝大部分创新资源向高校、科研院所聚集,由于高校、科研院所对需求把握不准确,“研而不发,发而不用,用而不灵”的现象很普遍。他建议,将应用研究的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进一步向企业聚集,由企业牵头根据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场需求整合创新资源、设立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市场痛点解决“卡脖子”难题,真正使科研课题来自产业需求中、把科研成果落在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推动更多实用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从人才端到市场需求端,教育与地区经济要实现协同发展,一定要解决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衔接。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方向: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层次地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在现场,中国信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国庆抛出了求才的“橄榄枝”:集团主体业务领域对工程教育硕、博士的联合培养需求达300人以上。
“希望国家及相关高校在工程教育硕、博士的招生计划上对企业加大倾斜力度。同时,支持央企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增设工程教育硕、博士点,扩充其招生计划,在国家急需领域有效发挥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在工程教育硕、博士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不断推进产学研深层次地融合。”鲁国庆说。
在山西,“能源大省”与“教育小省”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山西目前有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两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余高校排名均在全国百强之外。在专业设置中,特种金属材料招生年均仅34人,与山西省“手撕钢”等新兴起的产业需求严重错位。
论坛上,有学者直言,当前我国中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薄弱,除湖北、湖南外,其余没有一个省份能称得上“教育大省”,能力地位无法与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匹配。部分头部大学几乎占据了全国的顶级资源,长此以往将形成人才虹吸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区域战略落实造成一定制约。
“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一个关键制约。”谈及教育资源的话题,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别荣海十分关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情况。
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原因,他提到,中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地区仍有着很大的差距,亟待进一步强化优质资源配置,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加快振兴。
从2018年2月起,为破解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难题,教育部对没有直属高校的中西部14个省(区、兵团),采取部省合建新模式各支持一所高校发展。为促进合建高校发展,教育部与各省(区)政府和兵团签署合建协议,为合建高校量身定制了“一校一策”合建工作手册。
在此机制的推动下,2022年,山西大学哲学、物理学两个学科双双入选“双一流”学科,在第五轮学科评估、国家奖、国家级人才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山西大学校长黄桂田建议,加强完善部省战略合作机制,保持部省合建政策的延续性,推动中西部省份加大对部省合建高校的支持力度,确保部省合建高校得到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挑起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梁。
同为部省合建模式推动下的高校,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别荣海从人才、政策等角度提出优化建议:将部省合建工作作为引领带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重点工程,纳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持续强化政策和资源支持;制定专门的对口支援或者结对帮扶政策,有计划实施和鼓励“985”高校人才流动到中西部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等,推动“部省合建”高校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此外,他建议“升格”对口合作层级,希望各地政府将合建高校与对口高校之间的合作纳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划和高等教育规划,用好高水平大学的优质创新资源。
如今,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已迫在眉睫。要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人才、产业、区域教育资源等一系列核心命题被摆上了桌面。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根本问题,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正如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所说,“要找准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方位,进一步坚定自信和底气,推动实现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转变教育发展理念,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结构布局调整优化,不断深化对人才教育培训模式、科研组织机制、教育新范式和评价机制的研究”。(见习记者 杨洁)
在人工智能带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的变革面临着新的命题。